儿时的三鲜面

文/黄丽

(资料图片)

熟悉我的朋友知道，在饮食方面我是有些讲究的。说得文雅一点，是个小小美食家；说得直白一点，是个挑食的主儿。

这一点，是深受父亲的影响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我家住茄子溪，几乎每个周末，父亲都会乐此不疲地领着我，坐公交车横跨几个区去解放碑，吃遍了老四川、颐之时、丘二馆、味苑等众多的老字号。这些资深的重庆美食，塑造了我刁钻的饮食习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很多美食的滋味在消退，但惟有一碗三鲜面，却成为我始终惦念的美味。

那时一碗小面的价钱是二角钱，住家地供销社开办的国营餐厅，一碗三鲜面的价钱是三元钱，超过普通家庭一天的伙食费。国营餐厅的三鲜面不是什么时候去都能吃到的，需要提前预约。第一次是早上九点，父亲带着我去预约。

服务员睡眼惺忪地问：“这么早，需要预约什么？”

父亲说：“三鲜面。”

服务员打了个哈欠，问：“几碗？”

“一碗。”

“三鲜面做起太费时了，大师傅一般不做，要吃面先交钱。”

父亲二话没说，递过去三元钱。我在旁边盯着服务员的手，不明白一碗三鲜面为何如此昂贵。

服务员接过钱，转身撕扯一张白色的小票递给父亲，拖着长长的尾音朝着厨房大喊：“大师傅，三鲜面一碗——”厨房里马上传来点火的声音。

服务员朝我父亲说：“十一点五十准时来吃面。”

国营餐厅出右手边有一个露天的图书摊。父亲把我放在图书摊，便走了。父亲开的服装店离图书摊四五十米远，整条街大大小小商铺的店主都认识我。

十一点四十分，父亲来到图书摊，我随他走进国营餐厅，里面坐着三三两两的食客，点的都是炒菜。

父亲把刚才的白色小票递给服务员，服务员让我们稍等。大约五分钟后，服务员双手托着一个木质托盘从厨房走出来，走到我面前时，她把托盘放在桌上，从托盘里捧起一只硕大的青花瓷碗摆在我面前，再一手拾起托盘优雅地伫立在我身旁。

在年幼的我眼里，这只碗大得有些夸张，简直比洗脸盆小不了多少。碗里面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。旁边的食客闻到了三鲜面富有层次感的味道，有几个好奇的，站过来想瞧瞧到底是什么食物如此香味浓郁。这一看，倒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，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啧啧，好家伙！小姑娘吃得金贵。”

我当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仔细看碗里，一碗面颜色十分丰富，面上盛满了肚条、猪肝、肉片、火腿片、番茄、黄花菜、木耳、黄瓜、平菇……还洒满了葱花，满满一碗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黑的，像画家手绘的春天，宛如一件艺术精品。

一旁的服务员见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三鲜面，便说：“这碗三鲜面是大师傅花了两个多小时做的。汤底是用老母鸡和猪骨头现熬制的，除了盐什么调料都不放，面条是加了鸡蛋做的。”旁边的人不断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，我的肚子被勾引得咕咕直叫，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动筷子。

父亲拍拍我的头说：“吃吧，注意别烫着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挑起一夹面，吹了吹，送进嘴里。面条早已经融入了汤汁的精髓，柔滑细腻、鲜美劲道。我顾不得烫嘴，一口接一口地往嘴巴里送。

中途，父亲问我：“吃得完吗？”我坚毅地点点头，心想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，肯定能吃完。

最后，我真的把面条给吃光了，还喝了大半碗汤，无奈碗里的肉呀、菜呀实在太多，怎么也吃不完。我摸着滚圆的肚皮，用眼神求助父亲。父亲一脸正中下怀的表情，顾不得旁人的眼光，端过碗就开吃起来。

后来我和父亲又多次预约去吃三鲜面，虽然是熟客了，仍然是先交钱后吃面。渐渐地，我不再像第一次吃三鲜面那样迫不及待、狼吞虎咽，而是拿一个干净的中碗，挑半碗面，再盛半碗汤在中碗里，然后把那只硕大的碗推到父亲面前。

父亲微笑着，筷子一挥，父女二人同时美滋滋地吃起碗里的三鲜面。

时过境迁，国营餐厅早已消失。更多的美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，一些老字号也重振旗鼓。但那些充斥着鸡精、味精和各种“短、平、快”生产出来的食物，早已“物是味非”，只有望味兴叹。

工作后，我不时回忆起儿时的三鲜面，仿佛那位用匠人精神做面的大师傅就在眼前，时刻警醒自己在工作中精益求精、求真务实。有了小孩后，我猛然明白，为何父亲在世时，会不停地带我去享用美食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父亲是用他沉厚的父爱庇护着我，让我能够体会人生更多的美妙，在尝遍人生况味后，仍然坚持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和不懈奋斗。想到这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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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朱阳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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